DuPont de Nemours Inc. (NYSE:DD)

以下分析基於提供之年度資料，聚焦淨銷售額與歸屬於該期間之凈利潤長期走勢、波動性與關聯性。

淨銷售額的趨勢與模式

從 2005 年到 2008 年，淨銷售額持續成長，於 2008 年達到峰值 57,514 百萬美元；2009 年因全球經濟衰退出現顯著下滑，降至 44,875 百萬美元。2010–2011 年回升，分別為 53,674 與 59,985 百萬美元，並於 2011 年創下該時期高點；2012–2014 年出現小幅波動，分別為 56,786、57,080、58,167 百萬美元。2015–2016 年再度下滑，分別為 48,778 與 48,158 百萬美元。2017 年起再度回升，於 2017 年達 62,484 百萬美元，並在 2018 年出現顯著跳升，達 85,977 百萬美元。2019 年出現急劇回落，降至 21,512 百萬美元，呈現顯著的年度變動與結構性變動的跡象。整體觀察顯示，該期間的銷售額波動性逐漸提高，且在 2018 年出現異常高點，與 2019 年的急速回落形成強烈對比，提示可能存在重大調整、資產處分或結構改變等因素。若以長期視角衡量，銷售額雖有多期回升，但在後期出現近乎極端的變動，需結合披露中的現金流與併購/分拆資訊以釐清變動來源。

歸屬於該期間凈利潤的趨勢與模式

該指標呈現高度波動，且與銷售額之間並非始終同向變動。2005–2008 年間凈利潤相對穩健，但在 2008–2009 年出現明顯下滑，分別為 4,515、3,724、2,887、579、648 百萬美元。2010 年回升至 2,310，2011 年 2,742，2012 年降至 1,182，2013 年反彈至 4,787，2014 年回落至 3,772，2015 年出現顯著高點 7,685，2016 年下降至 4,318，2017 年降至 1,460，2018 年小幅回升至 3,844，2019 年大幅下降至 498 百萬美元。由此可見，利潤率的波動性遠高於銷售額的變動，且多數年度的利潤率維持在低-中等區間，僅在 2015 年出現明顯高點，可能受單一項目收益、非經常性調整或財務結構變動影響。2017–2019 年期間利潤表現較為疲弱，與 2018 年銷售額的顯著增長未形成穩健的利潤放大，顯示成本、費用與結構性因素在利潤形成中的影響力較大。整體而言，凈利潤的長期穩健性不足，需進一步分析成本結構、非經常性項目與資本配置對利潤的影響程度。

結論與洞見

基於兩項指標的觀察，長期呈現高度波動且受結構性因素影響顯著。淨銷售額在 2017–2018 年出現明顯成長，但於 2019 年出現劇烈回落，顯示銷售來源與市場結構可能經歷重大變動，需關注是否存在重大資產重組、分拆或市場需求變化。凈利潤的波動幅度遠超銷售額，且大多數年度利潤率處於低至中等區間，僅 2015 年出現顯著高點，可能源自單一項目收益或非經常性項目。結合現金流、資本支出與披露中的併購/分拆訊息，方能更清楚地評估核心盈利能力是否能在銷售波動中保持穩健，以及利潤波動的驅動源頭。對未來分析，建議聚焦於成本控制、費用結構變動、非經常性項目與資本配置的披露，以釐清利潤波動的長期可持續性與風險敘述。

本期間資產序列呈現顯著的結構性波動，尤其在流動資產與總資產的關係上，顯示非經常性項目對報表結構的影響較大。以下逐項摘要與洞見。

流動資產（Current Assets）

在2005年至2016年間，流動資產呈現相對穩定的波動，範圍大致落在約1.7萬到2.4萬百萬美元之間，2010年達到高點約2.41萬，之後於2011年及2012年、2013年到2016年間維持在約2.3萬至2.5萬之間，變動幅度相對有限。2017年起出現顯著跳升，於2017年增至約4.99萬百萬美元，2018年略降至約4.96萬，顯示出非經常性因素或結構性調整的影響而劇增；2019年大幅回落至約1.0萬百萬美元，降幅超過80%，顯示流動資產水平出現極端變動。就長期趨勢而言，2010年代初期的平均佔比大約在約34%附近，至2017-2018年降至約26%，在2019年降至約14%，顯示流動資產佔總資產的比重出現顯著下滑。此一波動序列暗示可能存在一次性或非經常性項目影響、資金配置策略調整、或資產重分類等情況，但僅靠數據無法確定具體原因。整體而言，短期內的高低波動對流動性與資本結構的穩定性提出警示，需結合附註與其他財務指標進行深入評估。

總資產（Total Assets）

總資產在2005至2008年間呈現緩步成長，2009年顯著躍升至約65,937百萬美元，2010年再增至約69,588，之後在2011至2015年間維持在約68,000至69,500百萬美元的區間，顯示中長期資產結構相對穩定。2016年出現較大成長，增至約79,511，然於2017年出現大幅異動，跳升至約192,164，創下歷史高點，2018年略回落至約188,030；2019年再度大幅回落，降至約69,396，回到2014年前後的水準附近。此一波動顯示在2017與2018年間存在重大結構性調整或非經常性項目，導致資產基礎被擴張至遠高於前期水平；2019年的回落則顯示該增長並非持續性，報表基礎回歸更低的水準。從相對關係看，2017-2018年的總資產增長遠超流動資產增長，致使流動資產佔比在該時期大幅下降，並在2019年降至較低的水準，顯示資產結構在短期內經歷顯著再平衡。若無附註說明，難以判斷增長的來源是資產重分類、併購相關資產的納入，或其他一次性事項；需後續財報附註予以確認。

本分析根據三項年度資料，聚焦流動負債、總債務與杜邦股東權益合計（下稱股東權益）之變化，描述結構性與時點性的模式，並就可能的財務槓桿與流動性風險提供清晰的洞見。以下內容以年度序列為基礎，旨在揭示資料中的趨勢與相互關聯，但不進行外部事件的推測。

流動負債

在2005年至2016年間，流動負債呈現較為平緩的波動，大致落在約10.6至12.6十億美元之間，顯示短期負債的需求相對穩定。於2017年出現顯著上升，攀升至約26.1十億美元，之後2018年略降至約24.7十億美元，至2019年再度大幅回落至約8.3十億美元，回到接近2005–2006年間的水準。該序列顯示短期負債水準具有高度的年度波動性，且在2017–2018年間出現非同尋常的擴張，2019年則顯著回落，呈現結構性、短期負債需求的急劇變化與回歸的特徵。

總債務

整體走勢呈現高波動性。2005–2008間於約9.5–10.7十億美元區間波動；2009–2010出現明顯升高，分別約為22.4與23.8十億美元；之後在2011–2016年間，債務水準維持在約21.6–21.0十億美元的波動範圍。自2017年起，債務出現顯著上升，2017年達約34.1十億美元，2018年再增至約40.5十億美元，2019年回落至約17.5十億美元。此序列顯示在2017–2018年間債務規模出現異常擴張，且在2019年顯著緩降。整體而言，債務水平的高幅波動與年度間的鋪陳，指向資本結構在長期與短期間都具高度調整性。

杜邦股東權益合計

2005–2016年間，股東權益呈穩健成長，從約15.3十億美元增至約26.0十億美元，之後在2013–2016年間維持在約22–26十億美元的波動。至2017年出現極端變動，股東權益飛升至約1,003.3十億美元（100,330百萬美元），2018年略降至約945.7十億美元，然後在2019年進一步回落至約410.0十億美元。此一跨越式變動顯示2017–2018年間存在重大資本結構調整或非經常性資本活動，造成股東權益基礎的極度擴張，並在2019年顯著收斂。以槓桿角度觀察，2017–2018年間股東權益大幅增長，對Debt-to-Equity（總債務對股東權益）的比值形成顯著的緩解效應，於2019年仍維持較低的槓桿水平。若以數值粗判，2005–2016年的槓桿大致介於0.5–1.0倍區間；2017–2018年因股東權益大幅上升，槓桿降至約0.34–0.43倍，2019年約為0.43倍，顯示資本擴張對槓桿有明顯稀釋作用，但也暴露出在短期內股本變動對長期財務結構的敏感度。

整體現金流結構與趨勢概述

三大現金流項目在期間內呈現高度波動，且活躍來源與用途在不同年度出現顯著分歧。經營活動現金流（OCF）雖有明顯波動，卻多次出現相對穩健的正值，特徵在於於數個年度達到高點（例如 2013 年與 2017 年），同時在 2009 年與 2016 年附近出現較低水平。投資活動現金流（投資現金流）長期偏向現金流出，顯示持續資本支出與投資支出為主，僅在 2013 年與 2017 年出現顯著的正向流入。籌資活動現金流（籌資現金流）以現金流出為主，僅在 2009 年出現顯著的正向流入（約 +12,659 百萬美元），其餘年度多為現金流出，顯示資本結構與籌資策略在多數年份呈現淨現金流出與高波動性的特徵。整體淨現金流在若干年度顯示正向累積，而在 2009 年與 2019 年出現顯著負向變化，指示現金需求在特定年度因投資與籌資的強力動員而放大。就自由現金流（OCF + 投資現金流）而言，多數年份呈正值，惟 2009 與 2019 為顯著負值，反映在這些年度現金從經營端無法完全覆蓋投資與籌資的需求，需動用外部資金以維持運作與資本安排。

經營活動現金流（OCF）的模式與含義

OCF 的年度變動範圍廣泛，介於約 4,000 至 8,700 百萬美元之間，並於 2013 年與 2017 年達到高點，分別為 7,823 與 8,695 百萬美元，顯示在這些年度具有較強的現金創造能力。2009 年出現明顯下滑，僅 2,075 百萬美元，顯示該年度現金收現力顯著弱化。之後 2010 年回升至 4,102，2011-2012 年陸續在 3,879 至 4,075 左右波動。綜觀全域，OCF 展現出周期性高峰（2013、2017）與低谷（2009、2016 等）的特徵，反映經營現金流的波動性與營運效率的變化。

投資活動現金流的模式

投資現金流長期呈現現金流出，顯示持續的資本支出與投資支出為主導現金用途。於 2009 年遭遇極端的現金流出，金額為 -14,767 百萬美元，顯示該年度資本支出大幅攀升並對現金需求造成壓力。其餘年度多為現金流出，程度在 2011-2016、2018 年間波動較大，並於 2017 年出現罕見的正向流入 (+4,274 百萬美元)，顯示該年度有資產處分所得或類似項目導致現金流入。2010、2013、2015、2016、2018、2019 等年亦出現顯著的投資現金流出，顯示投資活動在多數年份對現金水準形成壓力。整體而言，投資活動是主因現金流出，僅在少數年份出現短暫的現金流入。

籌資活動現金流的模式

籌資活動普遍呈現現金流出主導，顯示資本結構與資本支出安排的淨效應多偏向籌資需求與債務/股本回收的現金支出。2009 年出現顯著的正向流入（約 +12,659 百萬美元），顯示在該年度通過籌資活動獲得大量淨現金以因應投資與其他現金需求。除 2009 年外，其他年份多表現為現金流出，且幅度在 2011、2013、2014、2019 年較為顯著，分別為 -1,994、-4,731、-3,583、-11,550 百萬美元，顯示在這些年度資本結構的調整、償債或股利回購等對現金的淨流出影響顯著。2010 年籌資流出極低，僅 -178 百萬美元，顯示短期籌資需求相對穩定。籌資現金流的波動性對整體現金流結構具有放大作用，特別是在多個年度呈現嚴重的淨現金流出時。

三大現金流的結合影響與自由現金流的洞見

自由現金流（OCF + 投資現金流）在各年度的走勢顯示出顯著的正向與負向波動。主要觀察數值為： 2005: 3,378；2006: 2,247；2007: 1,626；2008: 1,974；2009: -12,692；2010: 4,237；2011: 1,885；2012: 1,388；2013: 6,354；2014: 3,397；2015: 6,166；2016: 1,999；2017: 12,969；2018: 2,269；2019: -904 百萬美元。 從數值可見，2009 與 2019 兩年度出現顯著負向自由現金流，顯示在這些年度現金從經營端尚不足以覆蓋投資與籌資需求，需動用外部資金或調整策略以維持現金流穩定。相對地，2013 與 2017 年的自由現金流顯著正向，與同期的高於常態的經營現金流結清，並伴隨投資端的相對較小淨支出或資產處分所得，形成正向的資金自我循環。這些模式表明，現金流的健康程度在年度間高度依賴於經營現金流的強度與投資/資本回收的時序性。

關鍵年份與異常點

2009 年出現極端的投資現金流出（-14,767 百萬美元）並伴隨較低的經營現金流（2,075 百萬美元），同時籌資現金流出較大但仍出現正向流入（+12,659 百萬美元），使該年度淨現金流接近中性，反映在當年資本支出高企需要透過籌資端彌補。2013 年呈現經營活動現金流的顯著提升（8,823 百萬美元）與相對較小的投資現金流出（-1,469 百萬美元），再加上籌資淨額為 -4,731，形成正向淨現金流（1,623 百萬美元），顯示該年度現金來源與用途的協同效果。2019 年經營現金流偏低（1,409 百萬美元），投資與籌資雙雙出現大額淨支出（-2,313 與 -11,550），導致年度淨現金流顯著為負，顯示在該年度存在較高的外部資金需求或大規模償債與資本回饋安排的結構性變化。

以下分析聚焦於三項指標：基本每股收益（EPS）、稀釋每股收益，以及每股股息，涵蓋期間為2005年至2019年。以資料呈現的波動性與長期走勢為核心，並就可能的資本配置與風險提供觀察與洞見。

基本每股收益（EPS，美元）

在觀察期間呈現高度波動的走勢。2005年至2007年分別為14.07、11.61、9.09，顯示相對穩健的獲利水準及穩定性。2008年急跌至1.86，2009年進一步降至0.96，與全球金融危機時期的宏觀環境相呼應。2010年起出現回升，達5.25，並於2011年升至6.18，之後於2012年降至2.13，顯示短期波動性仍高。2013年顯著回升至11.16，2014年降至8.73，2015年再度出現高點，達到19.35，為整個期間的最高水平。此後2016年回落至10.71，2017年再度大幅下滑至2.76，2018年稍微回升至4.98，2019年降至0.67，整體呈現長期波動且在後段走向低位的格局。

基本與稀釋EPS之間的差距在多數年份相對較小，顯示稀釋因素對EPS的影響有限。不過在2015年，Basic EPS為19.35而Diluted EPS為18.45，差距達0.90，為觀察期內較顯著的單年差異，其可能反映了特定時期的股份組合變動或員工股權激勵的稀釋效應較為明顯。

稀釋每股收益（Diluted EPS，美元）

與基本EPS走勢高度一致，顯示稀釋因素對EPS的影響相對有限。數值分別為：13.86、11.46、8.97、1.86、0.96、5.16、6.15、2.10、11.04、8.61、18.45、10.56、2.73、4.95、0.67。整體結構呈現與基本EPS相同的周期性波動特徵，且在2015年出現最大的差距，顯示該年度仍存在明顯的稀釋效應，其他年份則多落在0.1-0.2美元的較小幅度之內。

兩者之間的差距大多維持在不高的水準，說明潛在的股本稀釋影響在歷史期間有限，僅在特定年份（如2015年）呈現相對較高的稀釋幅度，需結合公司發行情形與員工股權安排等因素進行補充分析。

每股股息（美元）

股息呈現明顯的周期性走高與回落。2005年至2008年間連續上升，分別為4.02、4.50、4.92、5.04，顯示在較長期內維持穩健的現金回饋政策。2009年與2010年股息降至1.8，顯示危機期的資本分配更為保守或現金流壓力影響。自2011年起，股息逐步回升，至2016年達到5.52的高點，顯示在經濟環境穩定後，現金回饋政策再度偏向積極。此後2017年略降至5.28、2018年回落至4.56，2019年再度下降至2.16，呈現出在後危機時期與後期之間的再調整。

需要注意的是，2019年的股息水平（2.16）相對於當年EPS（0.67）顯示出較高的分配比例，可能受到非經營性現金來源、一次性項目或資本結構調整的影響，需搭配現金流量表與資本支出、債務水平等其他指標進行驗證與解釋。

綜合觀察與洞見

三項指標共同呈現出典型的經濟周期性波動：2008-2009的宏觀衝擊期間，EPS迅速下滑，股息亦顯著回撤；隨後逐步回升，特別在2013-2015期間出現明顯的盈利高峰。雖然股息在此階段的增長幅度相對於盈利增長稍顯保守，但顯示在盈利波動下仍展現出一定程度的現金回饋能力。2016年後，EPS再次走弱並在2019年降至近年低位，與股息相對穩定的回落走勢在後期有所一致，反映現金流與資本配置可能承受壓力或需要調整策略以維持長期的財務穩健性。

稀釋效應對EPS影響相對有限，長期內兩者差距大多維持在小幅度區間，除了2015年出現較大差距之外。股息方面，早期至中期呈現穩健增長，但在危機期有明顯削減，之後在2011-2016年間穩步回升，並於2016年達到峰值，之後2017-2019出現回落。就長期資本配置而言，現金回饋能力在盈利波動中展現一定韌性，但2019年的現金分派水平顯示需進一步審視現金流、資本支出與債務承受力，以判定其持續性與長期可持續性。